阿伦特：笛卡尔怀疑的产生
选自汉娜·阿伦特著《人的条件》
竺乾威等译
编者按：笛卡尔哲学是现代哲学的开端，怀疑是一个在他的哲学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概念。在古代哲学中，惊奇占了核心地位，而在现代哲学中，怀疑则占了中心位置。笛卡尔是第一个将现代怀疑概念化的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一切事物，包括思想和经验在内，没有什么能逃避怀疑。阿伦特还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丧失了确定性。
现代哲学是以笛卡尔的怀疑作为其开端的，这种怀疑不是作为人类思想的一种固有的控制，以防思想的欺骗和感觉的虚幻的怀疑；也不是作为一种以人的道德和偏见以及时代为背景的怀疑主义的怀疑；更不是一种在科学研究和哲学猜想中作为批评方法的怀疑。笛卡尔的怀疑在范围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其企图是如此具有根本性，以致不能由这些具体的内容来决定。在现代哲学和思想中，怀疑占据了中心位置，就像这一中心位置以前一直由希腊的惊奇（对万物之所以为万物抱以惊奇）占据一样。笛卡尔是第一个将这一现代怀疑概念化的人，这一怀疑在他之后成了一种开动所有思想的自我显示的无声火车头，一种所有思考都以其为中心的看不见的轴心。正如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现代概念性哲学（以其最大和最权威的代表性）一直是惊奇的表达一样，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继承了这一衣钵，并将怀疑扩散化。
笛卡尔怀疑就其激进的和普遍的意义而言，最初是对一种新现实——即一种数世纪来仅局限于一小部分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学者的真切的现实——的回答。哲学家立即就明白，伽里略的发现不仅仅意味着是对感官证明的一种挑战，而且“对其感官的强暴”（在这种状况中，人们的确仅需在其官能之间作一个选择，并使固有的理性成为“其原始性的情妇”）在阿里斯塔克斯和哥白尼看来再也不是理性。不是理性，而是人制造的工具——望远镜——事实上改变了物质世界的观点；不是沉思、观察和猜测，而是技艺者的制造和生产产生了新的知识。换言之，当一个人只要感到他用肉眼和思想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是真的，相信在他的感觉和理性前展示的是现实和真理时，他就受到了欺骗。旧式的对感觉真实和理性真实的反对，对低下的感觉真实能力和优越的理性真实能力的反对与这一挑战相比，与这一明白无误的含义——真实和现实都不是给与的，它们都不以原有的而貌出现，只有与现象冲突，去掉现象，才能提供一种求得真知的希望——相比，显得苍白无力。
理性和对理性的信仰不是取决于单一的感觉认识的程度，况且每一种这样的认识可能是种幻觉，而是取决于这一无可置疑的假设的程度，即感觉作为一个整体，由通常的感觉、第六感和最高的感觉形成并主导，使人适应他周围的现实，这一程度直到现在才被发现。如果人类的肉眼能在许多代人被骗相信太阳围绕着地球转的程度上背叛人类，那么思想的眼睛这隐喻就不可能坚持长久。尽管它是含蓄的（当被用来作为感觉的对立面时更是含蓄的时候），但它还是建立在对肉眼视觉的最终信任上。如果存在与现象永远分道扬镳，而这一点确实是所有现代科学的基本假设，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相信的了，对任何事情都必须加以怀疑。好像德谟克利特早期的这一预言——思想战胜感觉只有在思想的失败中才会终结——变成了事实，除了现在一种工具的观察看来既战胜了思想，又战胜了感觉。
笛卡尔怀疑的杰出特征在于它的普遍性，包括思想和经验在内，没有什么能逃避它。当克尔凯郭尔不是从理性——正如他认为的——而是从怀疑产生信念，因而将怀疑带入现代宗教的心脏时，没有人能比他更诚实地揭示这一怀疑的一些真实层面了。它的普遍性从感觉证明扩散到信仰证明，因为这一怀疑最终居于自我迹象的丧失之中。所有的思想总是从本身明白的东西出发的，这不仅对思想家，而且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明白的东西。笛卡尔怀疑而且是不单纯地怀疑人类的理解力可能不向每种真实开放，或人类的视觉也许不能看见每一件事，但人类的理解力可理解的事物并不构成对真实的证明，正如可见性并不构成对现实的证明一样。这一怀疑对真实存在之类的事表示怀疑，因而发现传统的真实概念不管是建立在感觉认识或理性之上，还是建立在相信上天的启示之上，都基于这一双重的假设，即真实的东西公主动地出现，人类的能力足以接受它。真实反映其自身是异教徒和希伯来古代共同的信条，是基督教哲学和世俗哲学的共同信条，这就是新的现代哲学如此激烈地（事实上以与仇恨相联的暴力）转而反对传统，并使热忱的文艺复兴和古代的重新发现寿终正寝的原因。
只有理解了一些新的发现对付的是一种对人类在世界和宇宙的信心更具灾难性的打击，而不是出于一种明确区分存在与现象的需要，才能完全理解笛卡尔怀疑的深刻性。因为在这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再也不像传统的怀疑主义那样是静止的，好像现象简单地隐藏和掩盖一种永远躲过人们注意的真实的存在似的。相反，这一存在极其活跃和充满活力，它创造了自身的现象，除了那些表明是错觉的现象之外。看不见的、神秘的力量不管会给人的感觉认识带来什么（虽然通过某些设计和灵巧的工具），这些力量总是由行动捕获的，而不是被发现的，正如一头动物和一个小偷极不情愿和不想掉入陷阱和被抓住一样。这表明，这一极其有效的存在，其被揭示的本质必然是一些错觉，从其现象中得出的一些结论必然是妄想。
笛卡尔的哲学受到了两种梦魇的纠缠，这两种梦魇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整个现代的梦魇，这并不是因为这一时代受到了笛卡尔哲学的深刻影响，而是因为它们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人们理解现代世界观的真实含义。这些梦魇非常简单，也人所共知：一个是现实即世界以及人类生活的现实，它受到了怀疑，如果可以相信感觉、常识和理性的话，那么很可能我们认为是现实的东西可能仅仅是一种梦想。另一个涉及一些新发现所揭示的一般的人类的条件和人不可能相信的他的感觉和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一种邪恶的幽灵比起上帝是宇宙的主宰来更有可能随心所欲地、恶意地背叛人。这一邪恶的幽灵老到的恶作剧存在于所创造的一种怀有真实概念的生物，这一真实概念赋予自身的仅仅是打算将一些永远达不到任何真实、对任何事都无法加以确定的官能。
确实，最后一点，即确定性问题，对现代道德的整体发展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当然，现代丧失的不是寻找真实、现实或信仰的能力，也不是相伴的对感觉和理性证明的不可避免的接受，而是以往与之相随的确定性。在宗教中，即刻丧失的不是对灵魂拯救的信念，而是真实的确定性，这在所有新教国家都已发生。在这些国家，天主教会的衰弱扫除了最后一个受传统约束的机构——这一机构在其权威仍未受到挑战的地方并居于现代性的影响和大量的信徒之间。正如这一确定性丧失的直接结果是一种新的使生活变好的热情一样，好像它只是一种太长的缓刑期，真实的确定性的丧失也在一种新的、对真实的一种史无前例的热情中终结了——好像人可以成为一个说谎者，只要他确信真实和客观现实不受异议的存在，因为这一存在确实会保存下来并揭穿他的谎言。现代第一个百年里在道德标准上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受到了新科学家这一最重要的团体的需要和理想的鼓舞，现代的一些主要的美德——成功、勤奋和诚实——同时也是现代科学的最高美德。
学者协会和皇家科学院成了道德影响力的中心，在那里，科学家被组织起来去发现方法和手段。通过这些方法和手段，借助试验和工具就可以了解自然，从而使自然被迫放弃它的神秘性。这一巨大的工作只有人群中出类拔萃者的集体努力而非单个人的努力才能进行，并规定了行为的方式和新的评价标准在以往真实居于某种“理论”（自古希腊以来，它意味着关心、接受展现在其面前的现实的观察者的沉思的眼光）地方，成功这一问题占据了主导地位。理论的测试成了一个“实践”问题—不管它是否可行，理论成了假设，假设成功成了真实。不过，成功的这一标准并不取决于实际的考虑，并不取决于伴随或不伴随具体的科学发现的技术发展。成功的标准是与其应用性大相径庭的现代科学的实质和进步所固有的。在这里，成功并不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蜕化的一种空空如也的偶像，它是自有科学以来一直如此的人类的独创性战胜势不可当的力量的名副其实的胜利。
对普遍怀疑的笛卡尔式的解决，以及从两个相联的梦（即任何事情都是一种梦想，不存在现实，不是上帝，而是邪恶的幽灵统治着世界和嘲弄着人们）中笛卡尔式的拯救，对从真理到真实、从实际到可靠的偏离而言，在方法和内容上是相似的。笛卡尔的定论，即“虽然我们的思想不是对事或真理的衡量，但它毫无疑问是对我们赞成或反对的事的衡量”，回应了科学家总的说来无需详尽说明的所发现的东西：即使不存在真理，人总是真实的；即使不存在可靠的确定性，人总是确定的。如果存在着拯救，那么这一拯救存在于人的自身；如果对由怀疑提出的问题有一种解决方法，那么这一方法必然来自怀疑；如果任何事都是可怀疑的，那么怀疑本身至少是确实的和真实的。不管感觉和理性面对的现实和真实是种什么状况，“没有人可以怀疑他的怀疑，对他是否怀疑或不怀疑依然难以确定”。着名的“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看来，并不来自任何对思考本身的自我确定——的确，在这一例子中，思考对人来说本来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尊严和意义——而只不过是dubito ergo sum（我怀疑，故我在）的概括。换言之，从只不过在怀疑一些事的逻辑确定性中，我知道了自己意识中的怀疑过程。笛卡尔得出结论，这些在人的头脑中进行的过程对自己有种确定性，它们能成为反思中进行调查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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